1.4 不难推想，当薛延陀多弥可汗落难来投时，时健俟斤家族的部人必全力护持之，吐迷度家族则与不满薛延陀统治的铁勒诸部共同攻灭之，是役之中，多弥可汗败死，宗族被屠戮殆尽，与其“相唇齿”的时健俟斤家族可能也伤亡惨重，由此便可以理解嗣后太宗存亡继绝之举——为时健俟斤的余部另设祁连州，白霫的余部另设居延州，前者显然是为安抚前回纥首领部落的余众，后者原因未详，然联系到菩萨之母名为“乌罗浑”，白霫地与乌罗浑接，不排除其别部亦含有乌罗浑支系，则白霫别部的乌罗浑部颇有为回纥时健俟斤部姻族之可能，由此太宗安抚白霫余部之举亦属情理之中。尤须指出的是，对于薛延陀多弥可汗在灭于回纥吐迷度之际前往投奔的阿史德时健部落，此前学者多未深究，一般都接受了胡三省在通鉴注解中提出的看法，即认为其是指漠南云中一带的突厥阿史德部，但这一看法事实上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薛延陀汗国的统治中心在漠北土拉河流域，与其“相唇齿”的回纥时健－菩萨部落也位于土拉河一带，而突厥阿史德部则位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漠南，那么薛延陀多弥可汗在逃亡求生的关键时刻舍近求远、南越大碛的异常举动就显得极不合情理，并且漠南的突厥诸部已经投降唐朝十余年，自立尚遥遥无期，又多次替唐朝北抗渡碛南侵的薛延陀军队，故也绝无可能在此时收留从前的死敌。时健俟斤余部的这部分回纥部众应当是投降了渡碛北伐的唐军，由此被排挤出吐迷度家族统治的回纥汗国，甚而一度被唐人看作薛延陀余部，而这支回纥－薛延陀余众的阿史德部在南迁投唐之后，与漠南安置的原东突厥阿史德部逐渐汇合，后来竟成为重返漠北复兴突厥第二汗国的中坚力量。
二、暾欲谷的回纥－薛延陀背景
无论汉文史料还是突厥文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后突厥开国元老重臣暾欲谷的族属。不过凭借汉文史料中关于暾欲谷之女为突厥毗伽可汗默棘连之可敦的相关记载，基本可以考定其出自阿史德部。另一方面，在突厥卢尼文《暾欲谷碑》中，“sir（薛）”作为后突厥汗国统治集团的两大重要支柱之一，被多次提到，显示出作者暾欲谷对该部族相当熟悉，并且刻意强调其重要地位，这一部族与薛延陀余部密切相关。而从上一节可知，薛延陀余部与回纥阿史德时健俟斤余部关系相当紧密，由此推测，出身阿史德部的暾欲谷可能具有某种回纥－薛延陀背景。
2.1
暾欲谷称号中的“暾”，在汉文史料有“吞”、“顿”、“统”、“通”等多种形式，在古藏文史料中则有ton一词，都对应古突厥语的tun／ton，意为“第一个”，这一称号在突厥－回纥时代的使用情况，粗略考辑，计有如下例子：
暾：西突厥暾莫贺咄；
西突厥摄舍提暾啜；
西突厥拔塞幹暾沙钵俟斤；
后突厥暾欲谷；
后突厥阿史德暾泥孰；
回纥暾叶护；
吞：西突厥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
回纥俱罗勃吞莫贺咄拔固折；
顿：西突厥骨咄禄顿达度；
突骑施叶护顿阿波；
突骑施顿啜护波支；
葛逻禄叶护顿毗伽；
葛逻禄毗伽叶护顿阿波移健啜；
回纥顿啜罗达干；
回纥顿莫贺达干；
统：西突厥统叶护可汗；
西突厥真珠统俟斤；
西突厥统吐屯；
东突厥统特勤；
薛延陀统特勤；
薛延陀统毗伽可贺敦延陁；
通：西突厥通设；
ton（吐蕃文）：西突厥ton-ya-bgo-kha-gan；
tun（突厥文）：后突厥tun bilgä与tun yigän irkin；
twn（波斯文）：回纥twn trx’n；
上述26例中，西突厥占10例，回纥占5例，薛延陀占2例，葛逻禄占2例，突骑施占2例，后突厥占4例，东突厥只有1例，而西突厥的名号制度受属下异姓突厥及铁勒诸部的影响较大，回纥、薛延陀、葛逻禄、突骑施都是铁勒中的强部，后突厥中的暾欲谷与阿史德暾泥孰都属阿史德部，本身即有出自回纥－薛延陀的嫌疑，tun bilgä与tun yigän irkin则可能是暾欲谷属下回纥等铁勒部落之首领，因此“暾”这一称号更像是来自铁勒部落的传统，与东突厥本部关系不大，而在后突厥统治集团中采用该称号的成员，则很可能出自东突厥本系之外的回纥－薛延陀系。
2.2 《暾欲谷碑》为暾欲谷本人自撰，其中每次提到“暾欲谷”名讳时，无论是使用全称还是简称，在“暾欲谷”之前必加“毗伽”一词，而《毗伽可汗碑》在唯一一处提到“暾欲谷”时，使用了“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的全称，却唯独没有在前面加上“毗伽”字样，可见“毗伽”的称号是暾欲谷本人颇为看重的，而这一称号在后突厥复国之前，更多地见于薛延陀等铁勒部落之中，除前面提到的阿史那思摩妻统毗伽可贺敦延陁之外，尚有薛延陀汗国首任可汗真珠毗伽可汗夷男，这也是“毗伽”首次见于可汗号中，而在后突厥复国之前，无论东突厥还是西突厥，其可汗号中都从未出现“毗伽”一词，可汗号之外的其他名号愚见所及仅有启民可汗兄子“毗黎伽特勤”一例，然而在后突厥复国之后，“毗伽”的称号开始大规模流行，如颉利突利可汗曾孙阿史那毗伽特勤、默啜女贤力毗伽公主、毗伽可汗默棘连、颉跌利施可汗骨咄禄之妻颉利毗伽可敦（il-bilgä qatun）、《翁金碑》碑主毗伽沙钵罗贪汗达干（bilgä ïšbara tamγan tarqan）、《阙利啜碑》碑主沙钵罗毗伽阙利啜（ïšbara bilgä küli čor）、突骑施贺腊毗伽钦化可汗娑葛、坚昆都督骨笃禄毗伽可汗、同罗都督毗伽末啜、突骑施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可汗等等，可汗、可敦、叶护、设、特勤、达干、啜等官号前都频频出现“毗伽”字样，阙特勤葬礼上从突骑施可汗处前来的掌印官之一就叫做“乌古斯毗伽”（oγuz bilgä），汗国末期的拔悉密贺腊毗伽可汗阿史那施与左右叶护回纥阙毗伽骨力裴罗与葛逻禄顿毗伽阿波移健啜也都偏爱此号，至漠北回纥第二汗国时，“毗伽”更成为可汗号中极常见之一部分，由此可见，暾欲谷对“毗伽”称号的钟爱很可能来自回纥－薛延陀的传统。
2.3 《暾欲谷碑》第一石西面第三、四行记载：“在突厥－薛（sir）人民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国家的）机体。留在荒原（直译：木、石）中的，聚合起来为七百人。其中两部分骑马，一部分步行。”同碑同石东面第十八行记载：“我们是两千人，我们有两军。”突厥、铁勒等多数北族长于马战，唯薛延陀独擅步战，暾欲谷在碑中如此强调复国元勋中与骑马者相对的步行者的比重，复云其有两军，结合后突厥汗国中薛延陀的重要地位，似可推想此处的步行者与两军之一实指代其中的薛（sir）人，亦即薛延陀余部，而暾欲谷本人很可能正是这一集团势力的领袖人物，此点也表明了暾欲谷的回纥－薛延陀背景。
三、阿史德元珍的回纥－薛延陀背景
3.1 在投奔骨咄禄叛军之前，元珍任职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按照回避与牵制的惯例，其出身于突厥阿史德部的可能性不大，当时有薛延陀部落前往投奔阿史那伏念叛军，伏念被平定后，追随骨咄禄的叛军中可能即有薛延陀人，而在单于府下二十四州都已叛乱、突厥阿史德部为叛乱组织者与掌握实权者的情况下，单于府长史王本立不太可能再派一个出身突厥阿史德部的人去招降，所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当时王本立并不了解叛军中也有薛延陀人，也不甚清楚元珍所从出的阿史德部同突厥的阿史德部有何关系，而元珍很可能正是出身回纥－薛延陀余部的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因此当其前往投奔叛军时，“骨咄禄得之，甚喜，立为阿波大达干，令专统兵马事”，即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可以招揽更多的薛延陀人加入，有助于稳固与扩大突厥复国运动的统一战线。
3.2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记载：
是岁，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我！”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捕虏二万余人。
据此，元珍所率军队对薛仁贵极其忌惮，显然之前直接或间接吃过其苦头，且程度颇高，故而记忆深刻。考薛仁贵之战功著在安东与安北，“三箭定天山”威震漠北，仁贵还迎娶投降部族之女子为妾，当时漠北的实际统治势力是以药罗葛回纥为首的九姓乌古斯－铁勒部众，这些铁勒部落投降唐朝之后有可能协助传播薛仁贵的威名；而薛仁贵之前刚刚同漠南的突厥及薛延陀部落之间发生过接触，彼此配合协同征伐过奚、契丹叛军，这也有助于拓广薛仁贵的威名在漠南突厥－薛延陀部落中的流传，因此，阿史德元珍麾下除突厥本蕃部落之外，很可能还杂有不少曾经从属于回纥－薛延陀的铁勒部落。
3.3 《元和姓纂》与《通志·氏族略》都提到元珍曾为“瀚海侯”，“瀚海”一名向与回纥有关，而与突厥本部无涉，是为元珍出身回纥的又一则旁证；此外，汉文载籍提到元珍时有“阿史德”／“阿史那”之异文，而在提到时健俟斤时也存在类似现象，则进一步暗示：元珍可能出于回纥－薛延陀的时健俟斤家族，其族姓“阿史德”在当时常被误为“阿史那”。
四、《雀林碑》中的回纥－薛延陀痕迹
《雀林碑》又称《乔连碑》或《乔连石雕》，因其碑文简短，又残缺不全，国内学者对其尚无研究，仅有耿世民及刘戈等人的简要介绍。《雀林碑》一般被认作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突厥卢尼文碑铭，缘于其中提到的“颉跌利施可汗”（ilteriš qaγan）正是后突厥汗国创建者骨咄禄的可汗号。克利亚什托尔内是《雀林碑》较早期的研究者，他从中释读出了“暾［欲谷］”（ton[uquq]）一词，结合碑上的阿史德与阿史那印记，推论该碑铭可能是暾欲谷协助骨咄禄统率后突厥人平定九姓铁勒、重返漠北郁督军山之后不久建成的。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一释读尚存争议，ton[uquq]也可释读为tolqu或toluq，若然，则《雀林碑》中就并没有出现“暾欲谷”之名，不过这对克氏关于该碑创建背景的研究结论并无实质性影响，因为其中出现的其他专名及印记，已足以证明克氏之推论。
除“颉跌利施可汗”之外，《雀林碑》中还出现了“顿毗伽”（tun bilgä）和“顿移健俟斤”（tun yigän irkin）等词，关于“顿”与“毗伽”的称号来自以回纥－薛延陀为代表的铁勒传统的讨论，已见于本文第2.1节及第2.2节，此处的“移健”也与之类似，除见于参与反抗默啜的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及推翻后突厥的葛逻禄顿毗伽阿波移健啜之外，还见于《阙利啜碑》中薛俟斤之子移健啜，更频繁地见于载后世西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显是极为常见的回鹘人名号，则“顿毗伽”与“顿移健俟斤”很可能正是拥护、追随以暾欲谷为领袖的薛延陀－回纥阿史德系的铁勒部落的代表人物，而其中的“顿移健俟斤”即使不是后来的“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也很可能是其父辈或同族人，“回纥别部”一称，正是相对于之前为后突厥所逼南下投唐、迁徙到甘凉地区的瀚海都督回纥药罗葛系而言；关于“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与薛延陀及阿史德之关系，本文第6节中还会论及。
《雀林碑》中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位于雕像左下部的一上一下两个印记。其中下方的印记与见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翁金碑》上方的突厥可汗家族印记即公山羊形线图的“阿史那印记”极为相似，而上方的印记克氏则推测是“阿史德印记”。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个“阿史德”？是突厥阿史德还是回纥－薛延陀阿史德？笔者认为答案当是后者，《唐会要·诸蕃马印》中的记载其实已经有所暗示，再结合《雀林碑》上的印记，则基本可以确认此一推论。在《唐会要·诸蕃马印》中，关于“阿史德马”的记载共出现三次，其对应的三个马印也各不相同。关于“阿史德马”的后两次记载是位于“苏农马”与“执失马”之间的“闼阿史德马”和“拔延阿史德马”，属于“定襄府所管”，显然这四种马正对应《新唐书·地理志》中关内道突厥府州之定襄都督府辖下四州：阿德州、执失州、苏农州、拔延州，其中“闼阿史德马”对应阿德州（阿史德州），则“闼阿史德”当为突厥阿史德。关于“阿史德马”的前一次记载则颇奇怪：“阿史德马，与苏农、执失同类，在阴山北库延谷北，西政连州……”记载的相邻位置，之前有赤马、余没浑马、苾羽马、俱罗勒马等，都与碛北回纥马同种或相类；之后有思结马、匐利羽马、契苾马、奚结马等，则都与碛南突厥马同种或相类；唯独此处的阿史德马，介于碛北回纥马与碛南突厥马之间，既“与苏农、执失同类”，当更接近碛南突厥马，然而其地理位置则颇特殊，“西政连州”一语，殊不可解，岑仲勉认为系“今祁连州”之讹，所见甚是，联系到唐廷曾设祁连州安置薛延陀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又其马印较定襄府管下之闼阿史德更接近《雀林碑》上之阿史德印记，故此阿史德当为回纥－薛延陀阿史德。
由此可知，后突厥汗国统治集团中之阿史德，其核心部分实并非突厥本部之阿史德，而是回纥－薛延陀之阿史德，暾欲谷与元珍，无论其是否同一人，都属此一集团，并且应为其领袖之一，唐廷所记阿史德马印，当为后突厥时期交往获知，与突厥本部之闼阿史德有所不同，正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而突厥本部阿史德的衰落，则可能与单于都护府叛乱时期奉职、温傅等突厥阿史德部酋对可汗阿史那伏念的背叛与离弃有关，另外也可能与唐廷对其首倡叛乱的残酷镇压不无干系。
五、《阙利啜碑》与暾欲谷
《阙利啜碑》中出现了另一个“暾欲谷”，即čïqan tonyuquq，耿世民译为“齐干·暾欲谷”，芮传明则译为“赤汗暾欲谷”，此人为碑主毗伽阙利啜之父，故又称“元老阙利啜”（uluγ küli čor）。关于此暾欲谷与《暾欲谷碑》碑主毗伽暾欲谷之关系，至今争议未定，不过据巴赞研究，《阙利啜碑》的意识形态是最接近《暾欲谷碑》的，即都属于保守的老突厥派，在碑文中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新突厥派崇奉的汉人历法，仅从这一点来说，元老阙利啜已存在与毗伽暾欲谷相似的背景；其次，《阙利啜碑》中提到元老阙利啜卒于八十岁时，这也与毗伽暾欲谷吻合；再次，根据大泽孝对《阙利啜碑》较新之录文，元老阙利啜实卒于毗伽可汗时期，而非以往认为的骨咄禄或默啜时期，这就再一次与毗伽暾欲谷之卒年吻合。
此外，尚有另一证据可将阙利啜家族与暾欲谷家族联系起来，这就是《阙利啜碑》中提到的元老阙利啜之称号čïqan.笔者认为，čïqan正是汉译“时健”之突厥语原文：“时健”的中古音，高本汉构拟为*ʑi-gʻi̯ɐn，蒲立本构拟为*dʑɨ-gɨanʰ，与čïqan基本接近，“时”、“健”二字中古分别属于禅母与群母，用禅母的“时”和群母的“健”来对译č音和qan音，在当时并不少见，前者的例子，可以举出中亚粟特地区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唐代汉译别名又作“赭时”，其粟特语原文为čač，“时”正对译č音；后者的例子，则可以举出中亚地区的呾剌健国，《新唐书》作“多勒健”，其波斯语原文为talaqan，“健”正对译qan音。然则汉文“时健”正可对译突厥文čïqan.
“时健／čïqan”与“移健／yigän”相类似，都是铁勒人喜爱的称号之一，其本义分别为“母系外甥、表弟兄”与“侄、甥”，然而在用作称号时，并不一定都具有与本义直接关联的含义。见于汉文载籍的“时健”称号有如下例子：
回纥菩萨之父时健俟斤；
薛延陀阿史德时健俟斤；
同罗颉利发时健啜；
西突厥公主时健大官；
处密时健俟斤；
龟兹王苏伐叠时健莫贺俟利发；
吐火罗使持健；
上述前两人，本文第1节已考定为同一人；同罗为铁勒强部，与回纥－薛延陀关系密切，其马印与薛延陀相似，在后突厥汗国末期之“阿史那革命”中属于阿史德一系；西突厥公主、处密、龟兹与吐火罗则均属西突厥，其称号受铁勒影响强烈；另外还有一例，见于中亚穆格山出土粟特文书，其中提到迪瓦什梯奇（Dīvāshtīch）之前的喷赤干领主为ckʼyn cwr βylkʼʼ，马小鹤译为“奇金啜毗伽”，并指出其为突厥式称号，此人出自胡禄屋部，为西突厥十箭咄陆部落首领，笔者认为，ckʼyn cwr βylkʼʼ之突厥语原文似即čïqan čor bilgä，则依唐代汉译习惯可拟作“时健啜毗伽”，“时健啜”与薛延陀汗国覆亡时的同罗颉利发同名，而其称号中兼有“毗伽”，再次佐证西突厥之称号受到铁勒的影响强烈。
根据大泽孝之较新录文，元老阙利啜的称号发生过三次变化，第一次是为čïqan tonyuquq即“时健暾欲谷”加上了apa即“阿波”的称号，第二次是晋升为ïšbara čïqan küli čor，即“沙钵罗时健阙利啜”，第三次则是为küli čortonyuquq即“阙利啜暾欲谷”加上了čabïš即“车鼻施”的称号，由此可知，元老阙利啜的称号并非一成不变，“时健暾欲谷”可能是其早期的称号，而第一次所加的“阿波”称号也许正可以和阿史德元珍投奔骨咄禄之后被立为“阿波大达干”一事相联系。若上述论证可从，则元老阙利啜又名时健暾欲谷，即为出自回纥－薛延陀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之暾欲谷，自号毗伽暾欲谷，其一子为沙钵罗毗伽阙利啜，其一女则为毗伽可汗正妻娑匐可敦，这一勘同，或许可从其中找到更为坚实之论据；此外，《阙利啜碑》中所述阙利啜葬礼规格之高，凸显可汗家族对其之倚重，而如此地位，似乎也只有阿史德暾欲谷这一可敦家族才能与之相配。
六、回纥二统之交嬗
见诸史籍的第一位回纥首领，是隋末的时健俟斤，其子菩萨继位后，率领回纥击败东突厥大军，成为随后建立的薛延陀汗国最重要的支柱，这一系统治氏族出自阿史德部，与突厥本部关系密切，其姻族则很可能为霫／白霫部。在薛延陀汗国覆亡时，多弥可汗前去投奔唇齿相依的回纥阿史德部，遭回纥另一系首领胡禄俟利发吐迷度追杀，宗族被屠戮殆尽，回纥阿史德部也伤亡惨重，此后回纥的统治氏族便转变为吐迷度所从出的药罗葛部。
药罗葛部很可能是被突厥征服之前回纥内部的传统强部，为从阿史德部手中夺取回纥的统治权、进而称霸整个漠北，吐迷度蓄谋已久，不惜勾结割据金山的东突厥余部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与其结为姻亲，而在漠北铁勒归顺唐朝、设立六府七州之后，吐迷度对外为唐朝之瀚海都督，统管漠北诸府州，对内自称可汗，成为漠北铁勒诸部事实上的统治者，这便是药罗葛氏所建的漠北回纥第一汗国。
另一方面，残存的回纥阿史德部和白霫部与薛延陀余部联合起来，在唐朝的安抚下休养生息，在征讨奚、契丹等蕃族叛乱的战争中，他们同先前投降唐朝的东突厥余部也逐渐走到了一起，最终在调露年间的单于都护府叛乱爆发之后，他们摆脱了唐朝的统治，回到漠北又征服了铁勒诸部，迫使亲唐的回纥药罗葛部及其盟友契苾、思结、浑三部渡碛南下，撤退到甘凉之间，至此，漠北的突厥第二汗国宣告成立，而回纥阿史德部复成为汗国中最重要的支柱，一如六十年前在薛延陀汗国中那样。当此之时，漠北回纥的统治氏族遂又转变回为阿史德时健俟斤一系，而其首领毗伽暾欲谷很可能正是时健及菩萨之直系后裔。
在默啜统治时期，暾欲谷一度被贬抑，其部落氏族很可能也受牵连遭到排挤，本文第4节中曾提到《雀林碑》中有顿移健俟斤，与反抗默啜统治南下投唐的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可能为同一人或其父辈族人，而与移健颉利发一同南下的铁勒四部中，除了以杀死默啜的颉质略为首的拔野古和传统强部同罗、仆固之外，又一次出现了以比言为首的霫部。毗伽可汗默棘连即位后，作为其岳父的暾欲谷重新出山，其部落氏族也再度得势，而当暾欲谷、默棘连殁后，以暾欲谷之女娑匐可敦为首的阿史德部长期把持朝政，终于引发了后突厥汗国末年的内战，此即《九姓回鹘可汗碑》中所谓“阿史那革命”。
七、“阿史那革命”与回纥药罗葛之二次建国
“阿史那革命”发生于漠北突厥第二汗国末期，初为后突厥宗室诸阿史那氏起兵反对被后族阿史德氏把持之汗廷，而内乱迅即扩大，局势遂一发不可收拾，各方争相招引外蕃及异族势力介入助战。至内乱后期，混战各方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一方为拔悉密、葛逻禄和回纥，其盟主为以阿史那施为首领的拔悉密，另一方为阿史德、阿布思等部及其把持下之毗伽可汗系阿史那汗室，亦即突厥本部与忠于其统治之铁勒诸部。
这一对比颇耐人寻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处与拔悉密、葛逻禄结盟的回纥并非当时漠北回纥的主部阿史德系回纥（即唐人眼中的“回纥别部”），而是十余年前因不堪唐朝地方官吏打压从甘凉叛乱北返之药罗葛系回纥，其首领护输、逸标苾父子为甘凉末代瀚海都督回纥承宗之族人，俱出自吐迷度一系。而逸标苾在后突厥内乱之初选择与拔悉密、葛逻禄结盟，也是渊源有自——当时把持汗室之阿史德系乃其宿敌，绝难接近，而早在百年之前，吐迷度谋建漠北回纥第一汗国之时，曾先与割据金山之突厥车鼻可汗联姻，其时车鼻国内之主要部落即为拔悉密与葛逻禄，而车鼻之子羯漫陀统领拔悉密，降唐后置新黎州，车鼻治下之葛逻禄降唐后则置狼山州与浑河州，也都归回纥药罗葛统领之碛北燕然都护府（即安北都护府之前身）管辖；另一方面，暾欲谷与阙利啜曾分别击破过拔悉密与葛逻禄，是则后两者对突厥国家并不忠诚，甚至可以说是叛服无常，并且同阿史德部积怨甚深，正基于此，北返之后孤掌难鸣却又处心积虑欲再建回纥汗国之药罗葛与之一拍即合，遂趁突厥内乱之机，建立联盟，共同反对阿史德，先推拔悉密首领阿史那施为盟主，利用其阿史那血统之号召力，推翻宿敌阿史德把持之后突厥汗室，待胜局已定后，便立即败盟，联合归顺之铁勒诸部，将拔悉密与葛逻禄各个击破，“数岁之间，复得我旧国”，于是，时隔百年之后，回纥药罗葛部又一次在漠北建立了汗国。
正是在这样的动乱背景之下，暾欲谷家族发生了分裂，由毗伽可敦率领的一支南下降唐，留处漠北色楞格河故地的一支，则与药罗葛政权合作，代居高位，其后世辗转高昌、内地，至或远徙海东高丽，繁衍成为偰氏等大族。
八、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
《阙利啜碑》中出现的“暾欲谷”，使罗新认为，“tonyuquq作为一组官号（组合），在突厥第二汗国时代使用（得）并不罕见”，而据本文第6节之论证，这两者很有可能是同一人，即“毗伽暾欲谷”实为“时健暾欲谷”的另一个称号，后者即“元老阙利啜”，是毗伽沙钵罗阙利啜之父。事实上，tonyuquq作为一组官号，在突厥第一汗国时代当已出现，毗伽暾欲谷的tonyuquq一称很可能正是从前人承袭而来。此处提出关于暾欲谷得名的一种推测：根据本文上述之论证，暾欲谷出自阿史德时健俟斤－菩萨家族，从年龄上看，暾欲谷生于薛延陀汗国覆亡前后，当为菩萨之孙辈，其父之出生时间则可能距东突厥汗国覆亡前后不远，从阙利啜父子称号中都带有“阙利啜”来看，很可能“暾欲谷”这一称号也出现在暾欲谷之父即菩萨之子的称号之中，考菩萨在马鬃山一战中大破东突厥之欲谷设（五千破十万），威震大漠南北，回纥由此而兴盛，很可能菩萨正因此将所败敌人之称号作为自己新生儿子之名，而“欲谷设”可能则是“暾欲谷设”（tonyuquq šad）之省称。薛延陀汗国覆亡后，阿史德时健俟斤余部内迁唐朝，被安置在新建之祁连州及东皋兰州，暾欲谷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出生成长，是以其在自撰碑铭中起首便说“我，毗伽暾欲谷，生长于唐朝”（bilgä tonyuquq bän özümtabγač iliŋä qïlïntïm）。
再看阿史德元珍，其出生时间难以确定，但从其事迹背景来推测，当与暾欲谷为同时代人；元珍早年曾为质于唐朝京城，对汉地人文及边塞军情都有一定了解，这也是骨咄禄起事后元珍前去投奔时骨咄禄得之大喜的重要原因之一；“元珍”显然为汉名，其蕃名原文，经克氏等人论证，已基本确认正是tonyuquq，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骨咄禄起事前所属之云中都督舍利元英，“元英”显然也是一个汉名，其蕃名原文当为ton alp或ton baγa，亦即汉文音译之“吞阿娄拔”或“顿莫贺”，因当时隶属于唐朝，不少突厥－铁勒官员都有汉名，而在复国之后，民族主义意识迅即复活，其又恢复蕃名本称，亦属自然。
元珍之蕃名既与暾欲谷相同，其时代复相接近，其事迹与功勋又相匹敌，其在后突厥国中地位与尊宠又相吻合，加以本文上述诸方面之论证，其为不同二人之可能性显然已非常之小。是则汉文载籍中毗伽可汗时期复出之暾欲谷正是骨咄禄复国初期之重臣阿史德元珍，不过其时唐人已无法将汉名“元珍”与其蕃名“暾欲谷”相联系起来了。那么，暾欲谷在自撰碑铭中为何绝口不提曾经在唐朝为官之经历呢？罗新正是以此质疑同一人说，在笔者看来，这仍然可以用民族主义意识的复活与强化来解释，作为亲身经历亡国与唐朝统治的前突厥－薛延陀贵族之余部，又系“光复元勋”暨“国之支柱”，暾欲谷无疑属于汗国统治集团中的保守派即“老突厥派”，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贵为唐朝的官员”当然就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经历，而是不堪回首、需要刻意避讳的屈辱往事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字字体设计与研究中心工程师）
来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